清代的科舉制度與明代基本相同，但它貫徹的是民族歧視政策。滿人享有種種特權，做官不必經(jīng)過科舉途徑。清代科舉在雍正前分滿漢兩榜取士，旗人在鄉(xiāng)試、會試中享有特殊的優(yōu)特，只考翻譯一篇，稱翻譯科。以后，雖然改為滿人、漢人同試，但參加考試的仍以漢人為最多。

清代對科舉進行了一些改革，增加復試。順治十五年(1658年)首開鄉(xiāng)試復試制?？滴跷迨荒?1712年)，實行會試復試制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以后，各省的舉人一律要到京師進行復試，規(guī)定沒有經(jīng)過復試的舉人不準參加會試。這些改革措施都只注重于如何防止作弊及維護考試的公正上，而對科舉如何才能選拔真才實學之士重視不夠。

科舉制發(fā)展到清代，日趨沒落，弊端也越來越多。清代統(tǒng)治者對科場舞弊的處分雖然特別嚴厲，但由于科舉制本身的弊病，舞弊越演越烈，科舉制終于消亡。

清朝的衰機，可說是起于乾隆之世的。高宗性本奢侈，在位時六次南巡，耗費無藝。中歲后又任用和珅，貪瀆為古今所無。官吏都不得不剝民以奉之，上司誅求于下屬，下屬虐取于人民，于是吏治大壞。清朝歷代的皇帝，都是頗能自握魁柄，不肯授權于臣下的。他以異族入主中原，漢族真有大志的人，本來未必幫他的忙。加以他們予智自雄，折辱大臣，摧挫言路，抑壓士氣，自然愈形孤立了。所以到乾、嘉之間，而局面遂一變。

在1840年鴉片戰(zhàn)爭以后，科舉開始設置新科目。光緒十三年(1887年)把算學列為考試科目。光緒二十五年(1898年)設經(jīng)濟?？?。光緒二十七年(1901年)，慈禧發(fā)布上諭規(guī)定答題一律不準用八股文形式。

科舉為中國歷朝發(fā)掘、培養(yǎng)了大量人材。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產(chǎn)生的進士接近十萬，舉人、秀才數(shù)以百萬。當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識之士，但能過五關斬六將，通過科考成進士者，多數(shù)都非等閑之輩。宋、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、國家棟梁之中，進士出身的占了絕大多數(shù)。明朝英宗之后的慣例更是“非進士不進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內閣”，科舉成為高級官員必經(jīng)之路。利瑪竇在明代中葉時到中國，所見負責管治全國的士大夫階層，便是由科舉制度所產(chǎn)生。

科舉對于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，亦起了相當?shù)耐苿幼饔?。雖然這種推動是出于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，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;但客觀上由于科舉入士成為了風尚，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。明清兩朝時，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，大部份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;把童生算在內則以百萬計。[來源請求]當中除少數(shù)人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外，多數(shù)人都成為在各地生活的基層知識份子，這樣對知識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。而且由于這些讀書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產(chǎn)物，學習的亦是相同“圣賢書”，故此亦間接維持了中國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統(tǒng)一和向心力。

科舉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主要在其考核的內容與考試形式。由明代開始，科舉的考試內容陷入僵化，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，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。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，思想漸被狹隘的四書五經(jīng)、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縛;無論是眼界、創(chuàng)造能力、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。大部份人以通過科考為讀書唯一目的，讀書變成只為做官，光宗耀祖。另外科舉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。唐宋八大家都是進士出身;但到了明清兩朝，無論在文學創(chuàng)作、或各式技術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，卻多數(shù)都失意于科常可以推想，科舉制度為政府發(fā)掘人材的同時，亦埋沒了民間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;百年以來，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場，虛耗光陰。

就算在科舉被廢除以后，它仍然在中國的社會中留下不少痕跡。例如孫中山所創(chuàng)立的中華民國憲法中規(guī)定五權分立，當中設有的考試院便是源出于中國的科舉考試傳統(tǒng)。另外，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中國大陸的高考中看見。例如分省取錄、將考卷寫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頭裝訂起來，從而杜絕判卷人員和考生串通作弊、稱高考最高分者為狀元等等，俱是科舉殘留的遺跡。

文章來源：立身國學教育